法国去年的龚古尔奖竟然发给了一名仿作大师，一时间舆论哗然。人们不会忘记十三年前，杜拉斯以《情人》荣膺过该年的同一奖项，而今年，曾经摹仿过她的帕特里克·朗波竟然和她站到了同一个领奖台上。据言，朗波的这一本《战争》亦是得灵感于巴尔扎克。说一千道一万，朗波决非一个“真正”的作家。
不过，法国《读书》杂志今年二月期有人撰文为“仿作”追根溯源了一番。作者指出，仿作可谓是古来有之。确实，又有哪一部史诗不是深受《伊利亚特》或《奥德赛》的影响呢？
并且仿作的队伍里从来不乏一流的作家。除了乔治·桑给的刺激外，夏多布里昂的铺排与拉马丁的哀婉在缪塞的那些诗篇中也是随处可见端睨。当代作家乔治·贝雷克和莱蒙·凯诺更是把仿作当成一种文体练习。当人们读到《无尽的过去》里这样一段文字时：“我在香佩雷门上了公共汽车。有很多人，年轻人，老人，女人，军人。我付了钱，环视一下四周。没什么有趣的事”，或多或少总要想起加缪的《局外人》吧。在《棍子，数字和文字》里，凯诺甚至来过一段乔伊斯式的“天书”。如同美术学院的教授们号召学生去卢浮宫摹画，索邦大学也一向视仿作为不可或缺的练习。在小学里，高乃依的“噢！愤怒！噢！绝望！”大概也产出过不少徒子徒孙呢。
甚至普鲁斯特也难逃此列。在他正准备投身于他那本煌煌巨著时，他做过一系列这样的“练习’。他曾用九种文体叙述同一故事：勒南，圣勃夫，龚古尔兄弟，米什莱，圣西蒙，巴尔扎克……都曾经遭到他的效仿。当然，这些小练习在普鲁斯特的笔下更似一个玩笑———尽管那时他自己还不一定意识到———他根本是和这些前辈站在同一高度上，他还摹仿过福楼拜，那份深入骨髓的像，三拍节奏，未完成过去时与简单过去时的并用，连词“和”的频频出现，怕是福楼拜本人看了也要忍俊不禁。或许普鲁斯特的仿作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欣赏，而是有更深层的心理原因在里面。在《被刺的白鸽》一书中，皮耶特罗·西塔提解释道：“普鲁斯特写这些东西，正是想要摆脱摹仿福楼拜，米什莱或龚古尔兄弟的危险，将自己从名人崇拜中解放出来”。他原来是在仿作的过程中站上了巨人的肩膀！
还有更沉痛的仿作。当代作家西奥朗为了投身于“完美无暇的古典法语”，在拉罗什富科和尚弗尔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惜放弃自己的母语罗马尼亚语。是啊，为了钟情的优美文体，改换国家与时代，这个代价不能说不大了。
当然，这一切源于欣赏的仿作较之于朗波的摹仿有着千差万别。因为朗波的摹仿纯属恶意的嘲弄。法文中亦用pastiche和parodie两词加以区别。当他瞄准了杜拉斯的大胆放肆或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语言时，恐怕这两位法国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具知名度的作家都不禁要勃然大怒。事实亦复如此，除了一两个作家可以泰然处之以外，被朗波摹仿过的多数作家都不屑将他视作自己的同行。与其说这是一种仿作，不如把它归入文学攻击更确切一些。只是这种文学攻击来得也并不轻松，如果说仿作的创造精神往往令人置疑，那么他的敏感度与研究力一定是超乎常人的了。“找到一个目标并不容易’，朗波后来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既要有名，文体又要突出，还要令自己反感，的确机会难得。
且不论这算不算一种文学体裁，有一点事实是大家有目共睹而又懒得承认的：那就是仿作无所不在，欣赏也罢，恶意也罢。所有的作家都在下意识里摹仿着自己喜欢的或讨厌的作家。在中国当今的女作家里，有几个能完全逃脱张爱玲的影响呢？更不要说《红楼梦》的后继者之多。除去摹仿他人，自我仿作也是作家的家常便饭。扪心自问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作家敢贬低仿作这种文学行为？几千几万年，成千上万种的语言文明，天下事真的是要写光了的。
所以，“纯粹的创造者不存在”，能被冠之以“伟大”这样的更是越来越少，信息社会里，“畅销”已经足够叫人喜笑颜开了。面对仿作，作家也许应该像柯罗学习。这位大画家不止一次地在他人摹仿自己的赝品上签上大名，让可怜的仿作者们仰其鼻息，讨口饭吃。而说到底，在今天，不论是在文明悠久的法国还是在别的国度，谁又不是想讨口饭吃哪！
